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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3塔:胡珉琦 新書出版講述人類學田野里的“花絮”

2016-10-21作者:胡珉琦刊發媒體:中國科學報瀏覽人數: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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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魚:人類學家的田野故事》

 

  在這個內容為王的時代,寫手的身份不重要,故事好就是本事。這不,最近,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潘蛟講的一個田野小故事——《成為問題的“少數民族”與作為“問題村”的魏公村》經微信公眾號的發布,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讀者。

 

  誰說人類學者只會寫高頭講章!

 

  其實,這篇小文出自商務印書館最新的一本圖書——《北冥有魚:人類學家的田野故事》。它既有別于學術專著,又不是一般性的旅行隨筆。它是人類學者田野考察中有趣的“花絮”,也是一次次嚴肅的“悟道”。

 

  會講故事的人類學者

 

  早在三年前,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鄭少雄就認定這本書會火!

 

  用短小的篇幅、詼諧的語言講述人類學田野逸事的創意,來自英國人類學家奈杰爾·巴利的《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和《蟲災:重返非洲叢林》。作者也因此成為了不是憑借學術成就而“名聲大振”的人類學家。

 

  于是,當中國社科院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羅紅光提出編輯出版一本中國人類學者的田野逸事集時,鄭少雄就和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榮榮一起投入到了約稿工作中。

 

  能寫好田野故事固然有趣,但多數人類學者并沒有這樣的寫作習慣,他們更關心能作為研究成果的學術論文。自然,拖稿就成了這些非職業寫手丟給兩位主編的難題。這也是為什么這本書的出版前后共花費了3年時間的原因。

 

  而真正對作者們產生觸動的,恐怕是在這本書正式出版以后。

 

  《北冥有魚:人類學家的田野故事》共征集到了國內外80多名人類學者的110篇文章,最終出現在書本中的是75位作者的98篇文章,大多數故事,這些同行彼此間也是第一次聽說。羅紅光還邀請到著名哲學家趙汀陽為新書作了頗有意味的漫畫插圖。

 

  更讓作者們感到意外的是,這本書未售先熱,就連圈外的讀者也對這些正經學者的田野工作產生了好奇。

 

  其實,人類學者的工作本身就與其他學科有所不同,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人不是物。從標準學科意義上來說,人類學又是研究他者的,而他者的思維體系往往與我們存在差異,因此,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

 

  在鄭少雄看來,“哪里有碰撞,哪里就會有高潮,這是產出好故事的必要條件”。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人類學就是這樣一個天然的具有大眾性基礎的學科,只是過去沒有發掘會講故事的人罷了。

 

  有人類學在,有田野在,還有“我”在

 

  《北冥有魚》的出版是羅紅光做“好玩的人類學”的一次重要實踐,但是不能因為它們看上去只是田野工作的“花絮”,而忽略其中的真義。

 

  鄭少雄認為,這98個故事展示了一種極其難得的多元性。一方面是人類學者與“他者”遭遇之后的文化震撼和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則是人類學者或深情或不堪的回憶。例如,張亞輝筆下晉水流域的村民去撲救山村火災簡直就是一場儀式和社交;何貝莉認為“和蠅共飲一杯茶”實際上是一種修行;王建民曾在廣州的汽車上被劫走了數月辛苦搜集到的全部資料;還有歷經數年準備,正想前往前東德研究社會主義制度與文化的關系的羅紅光,因柏林墻一夜坍塌,而遺憾地失去了“田野”……

 

  作者之一的中國社科院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鮑江評價這本書,不僅有人類學在,有田野在,還有“我”在。

 

  事實上,這樣的自我審視和認知并不是人類學歷史上從開始就有的傳統。過去,人類學者被定義為一種唯科學主義式的“技術性客觀主義”者,研究者必須把自我意志掩藏起來。

 

  然而,“人類學者常常獨自一個人在外做長期的田野工作,所獲不僅是民族志,還有與其田野及其研究對象割舍不下的那份情感。這份情感滲透于作為人類學者的學術立場之外,具有鮮活的,充滿喜怒哀樂的情緒流動。”羅紅光在本書“寄語”中寫道。

 

  “這說明在田野中人類學者并非僅僅以‘科學者’的姿態出現,他(她)首先是以與自己研究對象本質上并無差別的主體人的身份出現,客觀上形成他者雙方在田野中的邂逅”。

 

  在他看來,徹底“凈身”,沒有意志的客觀性,其實是一個偽命題!這些個體的情緒和反思,正是在他者雙方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的,這也將為其他從事人類學研究和學習的人提供很好的借鑒素材。

 

  人類學人人都該學

 

  人類學研究的核心目的,是通過對他者的理解,繞道來理解自我。而這不僅僅是人類學者的工作。

 

  潘蛟記錄的田野故事里,有一些生活在21世紀的知識分子,他們質疑現有的民族承認政策人為地固化了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界限,妨礙了國家的整齊合一。他們認為應該以一種無視差異的公民政治來取代民族差異政治。這就導致了,那些認為自己文化傳統應該得到應有承認和尊重的少數民族反倒成為了一個“問題”??稍諶死嘌Ъ銥蠢?,那儼然是19世紀所倡導的論調!

 

  它之所以引發讀者的熱議,不僅僅因為故事發生在大多數北京人都熟悉的魏公村,更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可能就存在于你我的潛意識里。

 

  張原筆下,一個農村的災后重建項目最終演變為一場山外“愛心人士”與村民的對抗。前者幫助村子修建更為實用的水窖,得不到支持,而后者卻主動籌資在水窖旁新建了觀音廟。外來者為解決問題并沒有錯,錯的是沒有嘗試去理解鄉土之上的生活有何意義。捫心自問,多少災后的社會重建與社區營造,首先做到了“貼心”。

 

  事實上,這些來自異文化的沖撞,是每一個生活在人際交往中的普通人都會面臨的。“而人類學的反思性、包容性可以幫助人們意識到,他者的任何一個行為背后都有著更為廣闊的社會脈絡,人們需要一種更為審慎和周全的態度,擺脫狹隘的文化偏見的束縛,學會理解和尊重人性以及文化的多樣性。”鄭少雄表示。

 

  在歐美,人類學是高等教育通識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促進學生人文素質的養成。如果《北冥有魚》這些深入淺出的故事能夠吸引更多普通大眾的關注,那么這將是國內人類學促進公眾教育的一次積極的嘗試。